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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4月27日电 据美国 “洛杉矶进步”网站25日报道指出，美国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及机构通过助长侵犯人权、种族仇恨和致命暴力的有毒宣传已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他们坚持美国必须保持白人对国家的控制，采用“环保主义”的语言推动怪诞的反移民偏见和更广泛的、真正令人不安的极右翼议程。 保守派游说者鼓吹加强环境监督和管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这个月，极右翼美国移民改革联盟（FAIR）通过其法律部门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简报，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对移民政策进行广泛的环境影响研究。该组织在一份新闻稿中阐述了理由：“显然，国土安全部迫切希望避免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详细解释为什么向美国人口中增加数百万非法移民不会损害环境，或者为什么它造成的损害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的’。” 长期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反移民运动一直以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为借口，要求对移民采取更严厉的对待措施。现在，随着干旱、洪水、风暴和其他气候破坏的表现，极右翼分子正在呼吁对大自然的“关注”，以对移民施加更残酷的手段。 在这些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主题是，数百万黑人移民群体现在正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越过美国边境，认为之前他们在自己位于“全球南部”的国家造成了生态破坏。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些移民也会破坏美国的环境，而阻止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更多的暴力手段。兜售这种宣传的极端分子如今被称为 “生态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保持白人对国家的控制——你知道，这些白人的祖先从真正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住民手中偷走的土地。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毫无讽刺意味地越来越多地采用环保主义的语言推动怪诞的反移民偏见和更广泛的、真正令人不安的极右翼议程。 在过去几年里，生态法西斯主义多次闯入主流新闻圈，最引人注目的是与一系列严峻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有关。去年5月，18岁白人男子佩顿·金德伦（Payton Gendron）在美国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开枪扫射，并直播其枪击过程，现场共13人中枪，其中11人为非洲裔，他明确称自己是生态法西斯主义者。 2019年，帕特里克·克鲁修斯（Patrick Crusius）于2019年在美国得州埃尔帕索沃尔玛枪杀了23人，他留下了一份宣言，对“西班牙裔入侵”发出了错误的警报。他写道：“环境正在逐年恶化。你们大多数人都太固执，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下一个逻辑步骤是减少使用美国资源的人数。如果能摆脱足够多的人，那么生活方式就能变得更加可持续。”以上两人都从白人至上主义者布伦顿·塔伦特（Brenton Tarrant）那里获得“灵感”。 尽管有华丽的辞藻，但那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枪手实际上并没有把生态可持续性放在他们的首要位置。他们只是给自己对移民的仇恨披上了一层“绿色外衣”，这是种族主义右翼越来越熟悉的策略。 欧盟委员会政策官员弗雷德里克·韦格纳（Frederike Wegener）在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学术研究部门网站“全球极端主义和技术网络”(Global Network on Extremism…

电 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23日报道，在美国，与思想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美国学校们竞相封禁书籍。文章认为，禁书所引发的狂热愤怒，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方便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发表过一个令人担忧的评论：“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吗?” 如今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尤其是在这个世界读书日，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在全美掀起了一场禁书狂潮。 根据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数据，从2021年7月1日到2022年3月31日，美国26个州的学校图书馆和教室共发生了1586起图书禁令。得克萨斯州以713个名列前茅，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456个，佛罗里达州204个，俄克拉荷马州43个。 文章指出，这些行为自然只是强化了所谓“自由之国”的偏执和恶意的本性。可以肯定的是，禁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7世纪就在美国出现了。在19世纪，反奴隶制的书籍在美国南部被禁止。文章认为，禁书令的成功率令人怀疑，因为这最终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成功”。众所周知，禁书所引发的狂热愤怒，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方便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以位于得州首府奥斯汀西北部的拉诺县为例，在一名联邦法官最近下令将17本被禁图书放回书架后，当地官员正在决定是否完全关闭公共图书馆系统。作者认为，这是另一个社会破坏性趋势，关闭图书馆是无法解决的。 文章称，这让人们得出以下结论：在一个饱受种族主义、歧视、社会经济不平等、无家可归、抑郁和毒瘾困扰的国家，一个被毒气折磨的“雪人”应该是任何人最不会担心的事情。就像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就在去年5月，一名18岁的枪手在得州的一所小学杀死了19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 但拉诺县的摊牌象征着对美国任何挥之不去的社区意识的普遍攻击，在美国，两党执政精英直接受益于分而治之的方法，以及对任何社区团结概念的抹杀。由此产生的个人孤立和同理心的瓦解，反过来又有助于形成一种更有利于大规模枪击等事件发生的国家情景。 文章表示，美国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摧毁其他国家。唯恐美国民众开始把这些事件连在一起：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多资源的国家不能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权力同时在美国国内攻击思想和言论自由——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禁止书籍的“竞赛”。 但事情只会每况愈下。在密苏里州，州议会最近投票决定在其拟议的年度预算中削减所有公共图书馆的资金。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ALA) 3月份的一份新闻稿，2022年美国“创纪录的2571种独特的图书被列为审查对象”，比2021年增加了38%。 文章最后指出，不用说，一个禁止书籍的社会有很多东西要隐藏。人们有必要反思这样一个事实：不能用一本被禁的书的封面来掩盖系统性的腐败。 来源: China Daily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网站24日报道称，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枪支暴力、无家可归、心理健康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仍是严峻的问题，他们感到害怕和恐惧。这项调查揭示出了一幅充满沮丧情绪的美国年轻人群像。 报道称，美国的年轻人很害怕，而且是非常害怕。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Politics）的这项综合性调查，枪支暴力以及对能否找到可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担忧，令美国年轻人害怕自己遭枪击或者最终落得无家可归。 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40%的人担心自己会成为枪支暴力或者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约1/3的人担心自己身边的人会成为该类事件的受害者。这一代美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参加枪击演习。 另一个让美国年轻人担心的问题是无家可归。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任何人都可能无家可归；32%的受访者说，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无家可归者。 报道指出，这项调查描绘了忧心忡忡、充满沮丧的美国年轻一代的严峻画面。根据调查，除了担心枪支暴力会令他们早早失去性命或者最终落到无家可归的下场之外，心理健康也是美国年轻人面临的一大问题。 47%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感到消沉、沮丧或者绝望”，24%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死了会更好”或者在过去两周内至少有几天想过伤害自己。 此外，44%的人表示在过去几周内至少有几天时间陷入孤独的情绪，46%的人“对做事情兴趣乏乏”，55%的人称自己感到“紧张、焦虑或不安”。报道称，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十分沮丧。 民调事务主管约翰·沃尔普（John Della Volpe）指出，“从这里你能看到18岁到29岁的（美国）年轻人感觉自己八方受敌，在某种程度上被困住了”。 在对自身安全和国家状况感到不安的同时，美国年轻人却在积极参与政治投票，而其中的原因正是他们面临的这些问题。调查小组负责人汤米·巴罗内（Tommy Barone）分析说，“他们真切地感觉自己的生活遭受到了打击。”…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因为“敲错门”、“走错路”等小小失误而引发的枪击事件频发。美国媒体Insider 22日刊文称，美国的枪支文化赋予人们开枪射击他人的权利，即便对方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因此，对于按错门铃的黑人少年、开车误入私家车道的年轻女子、上错车的啦啦队长来说，这些失误不仅危及生命，甚至让他们丢掉性命。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关于枪支暴力泛滥、“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以及美国枪支文化的争论。枪支暴力专家认为，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是美国枪支文化体现出的症结，这种“独有”的文化赋予人们即使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也可以开枪的权利。 美国枪支权利倡导者、第二修正案基金会（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发言人戴维·沃克曼（Dave Workman）称，如今大多数美国人买枪是为了自保，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但是，多位枪支暴力专家和控枪倡导者表示，枪支的销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混杂着恐惧情绪的不健康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态。 非营利组织“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政策和项目副主任克里斯蒂安·海恩（Christian Heyne）指出：“如果枪支行业反复传达（给枪支拥有者的信息是），随时准备开枪就是人们需要枪支的原因，那这就会成为人们持有枪支的普遍心态。” 海恩还表示，美国的枪支文化与整个国家的枪支政策密不可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全美约30个州都有“不退让法”，使人们有权用致命武力来保护自己免受威胁，但这项法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枪支拥有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退让的义务。 “可怕的是，在某些州，我们现在已经用‘先开枪’的法律破坏和颠覆了自卫的概念。人们如今有胆量和权利，先开枪，之后再问问题。”海恩说。 吉福德预防枪支暴力法律中心（Giffords Law Center）援引《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称，自美国佛罗里达州颁布“不退让法”，当地的涉枪他杀率上升了32%，总体他杀率增长24%。 “治愈暴力”组织创始人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指出，暴力在美国是一种独特的危险‘流行病’，现在它正出现在新的致命情况中，就像敲错门的亚尔和开错车道的吉利斯的遭遇，“随着这种‘流行病’的泛滥，我们会看到更多这类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发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18日报道，在美国大量机密情报文件被曝光于社交媒体数周后，联合国罕见地对美国进行了谴责，并认为这是“渎职或无能”的体现。因为有报道称，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正在对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进行的间谍活动。 “联合国已经明确表示，该行为不符合《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列举的美国的义务，”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在18日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还表示，联合国已向美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发送了一份关于泄密事件的照会。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此次泄露的文件还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之间私人谈话的细节。 古特雷斯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并处于公众视野中。他对有人监视并窃听他的私人谈话并不感到惊讶。令人惊讶的是，渎职或无能使得这种私人谈话被歪曲并且公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20日的回应称：“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正在积极审查和评估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的照片文件的有效性，但无法证实或评论其中包含的任何具体信息。”…

当地时间13日晚，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6岁的黑人少年拉尔夫·保罗·亚尔去朋友家接弟弟时走错地址，摁响了84岁的白人安德鲁·莱斯特家的门铃，却不料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误会却使得亚尔遭受枪击。 莱斯特一发现家门口出现黑人便二话不说举起手枪，隔着玻璃门朝亚尔连连射击。据悉，当时亚尔右臂、左眼上方前额叶均中枪受伤，他先后向附近三个不同家庭求救才获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刊文称，拉尔夫·保罗·亚尔“错敲鬼门关”一案揭示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儿童常常与“危险”“威胁”等负面词汇挂钩，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受到更为严苛的态度以及更为严峻的惩罚。 上述案件的“枪手”安德鲁·莱斯特告诉警方，当他看到一个黑人少年站在家门口时，他“吓得要死”。文章称，正是这种恐惧驱使其开枪。专家表示，莱斯特的恐惧代表了对黑人儿童根深蒂固的负面认知。而这种认知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并对黑人儿童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 纽约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金·泰勒·汤普森称，“我们（白人）长期以来都不认可黑人儿童的价值……并认为其侵略性过强。” 她认为这些负面的认知均源于种族偏见。因此，黑人儿童不得不面对“三重威胁”，即他人夸大其体型、夸大其年龄甚至阴暗地猜测他们早已“泯灭人性”。 她举例称，莱斯特看到16岁的亚尔站在家门口时的第一反应足以证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即黑人是危险的。她补充说，研究表明，黑人男孩被认为比同等体型和身材的白人男孩更大、更可怕。 汤普森认为，吉姆·克劳时代（吉姆·克劳是1830年白人演员塑造的黑脸狰狞、衣衫破烂、口音奇特、动作滑稽的黑人形象）给黑人儿童贴上“危险”标签的做法愈演愈烈。 当时的黑人儿童和少年如果“敢于跨越白人社会创造并无情地实施的种族界限”便会被白人暴徒私刑处死。上世纪90年代，一位犯罪学家提出黑人青年是造成大规模犯罪和暴力威胁的原因之一。许多黑人青少年因此言论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判决。 汤普森表示，这种“黑人儿童很危险”的想法是“一种美国现象”，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汤普森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用词也进一步加深“黑人儿童、青少年很危险”这一观念。 她以轰动全美、臭名昭著的1989年中央公园强奸案为例，新闻媒体在报道此案时，用“狼群”和“野蛮”来描述五名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被诬告强奸一名白人妇女的行为。 此案尚未进行审判时，唐纳德•特朗普就在多个纽约的主流媒体上刊登呼吁判处他们死刑的整版广告。尽管案件疑点重重，警方还是在取证不足的情况下将少年们打入了大牢。 2002年，该案的真凶才选择自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虽然沉冤昭雪，但此时曾经的“黑人少年犯”却已满目沧桑。 汤普森认为，对黑人儿童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伤害往往没有得到承认。“我们（白人）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是如何伤害黑人儿童的，我们认为他们是可以牺牲的。” 她表示，“我们不承认这个错误，我们不纠正这个错误。所以，这个错误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白人儿童也至上？肆无忌惮的偏爱淋漓尽现 汤普森强调，社会对白人儿童的认知与黑人儿童可谓天差地别。她说，“我们本能地相信白人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一看到白人孩子，就想进一步扩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白人在童年的优势。我们便先入为主地认定白人孩子的清白，我们想照顾好他们。” 汤普森认为即使在白人青少年从事可疑行为时，这种“偏爱”也展露无遗。她举了一个例子，2020年8月，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一名白人少年凯尔·里滕豪斯在一场抗议黑人男子布莱克遭白人警察枪击的反种族示威活动中，开枪打死两名反种族主义抗议者、打伤一人，他面临杀人罪指控。一年后，他被判定无罪。…

19日刊文称，很多美国人正在失去自己原有的信仰，越来越多人对宗教愈发不感兴趣。 文章提到，社会学家伊莎贝拉·卡塞尔斯特朗（Isabella Kasselstrand）、菲尔·祖克曼（Phil Zuckerman）和雷恩·克拉贡（Ryan Cragun）在他们即将出版的书中描述了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建筑环境变化，例如一座19世纪建造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如今成了滑板公园。 作者们指出，“在美国，每年约有6000至10000座教堂关闭，它们或被改建成公寓、洗衣店、镭射激光游戏场地、滑板公园，或者干脆被彻底拆除。” 《纽约时报》文章的作者杰西卡·格罗斯（Jessica Grose）也提到，她所住的公寓曾经也是教区首席牧师的住宅，同样是19世纪建造的，不过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改成了雅皮士的公寓。 除了去教堂等宗教场所的次数和频率越来越少。上个月，《华尔街日报》同芝加哥大学舆情调研中心（NORC）联合对约1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涉及不同价值观对美国人的重要性。结果显示，只有39%的受访者表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这一数字比1998年的62%减少了近一半。 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Duke Divinity School）社会学教授马克·凯文斯（Mark Chaves）指出，相较于对宗教的信仰和兴趣的减弱，美国人的宗教活动参与度下降得更快。NORC的数据显示，1988年，只有17%的美国人说自己从不参加宗教活动，到202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1%。 格罗斯写到，自己也曾询问家人，如果民调问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们会如何回答。她10岁的女儿表示不知道怎么说，而这样的反应让格罗斯和丈夫很是惊讶。 来源: China Daily

网站近日刊文称，枪支暴力和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死亡被忽视，如今利己主义正在统治美国。 文章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不断宣扬就业机会增加、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及作者称之 “将达到想象中的”数字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文章援引《新美国》的报道，表示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等无法用于衡量整体的社会福祉。如果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错误的衡量标准，那便会造成对影响福祉重要因素的忽略。 文章认为，美国有两个“独有”的社会情况，即儿童死于枪支暴力和老人死于大规模流行疾病。 作者称，最能体现社会福祉的地方在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文章表示，这并非作者的一家之言。早在多年前，前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就提出，“对政府的道德考验是其如何对待婴儿、儿童、老人、病人、穷人、残疾人以及生活阴暗的人。” 与美国现状相对照，作者无不哀恸地表示，美国政治无法使最弱势的两个群体免于枪支暴力和疫情的伤害，也因此暴露出美国政治中的文化特质，即极度的自我关注。 文章举例称，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日前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3名儿童死亡；阿拉巴马州“甜蜜的16岁”生日派对上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4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作者认为此类悲剧突显出一个严峻的事实，即20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疾病、营养不良或意外事故，而是枪支暴力。作者强调，此事实在可比的发达国家中属于美国“独有”。 作者援引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称，在3至18岁的美国儿童中，每10万人中就有5.6人死于枪支。即使是最接近的加拿大，每10万名儿童中也只有0.8名儿童死于枪击。没有其他发达国家再与之相比。 而事实上，加拿大的枪支暴力事件也与美国息息相关。枪支泛滥不仅是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痼疾，同时也给周边国家造成危害。 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迈伦·德姆基（Myron Demkiw）表示，“我们多伦多的问题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手枪。”他表示，2021年在多伦多“86%的犯罪手枪都来自美国。” 加拿大非营利组织控枪联盟(Coalition for Gun Control)主席温迪·库基尔(Wendy Cukier)曾公开喊话，“美国人的枪不仅杀美国人，也杀加拿大人！” 在凯撒家庭基金会的多国研究中，美国儿童占枪击死亡人数的97%。…

美国明尼苏达基金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4月25日刊文称，美国政府一直在私下部署和扩大用以监控美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言论的技术。 文章表示，多年来，美国政府的监控工具更多地用于一系列有争议的执法和情报目的。在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行为中也包括持续监控非公民社交媒体言论并以此决定其是否可以在美国生活、学习。 文章认为社交媒体是民众生活的延伸。社交媒体账户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家庭、朋友以及个人的喜好、观点，可谓是一本集合个人思想与言语的综合日记。由于网上可获得大量信息，政府监控民众社交媒体的行为威胁到民众自由言论以及生活在无政府审查环境的权利。 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获得的文件显示，无论是否涉嫌犯罪，美国政府多个部门正在监控并保留了美国公民与非公民的言论。文章称，为了对社交媒体进行持续监控，美国各部门继续投入数百万美元在监控技术上。 文章称，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对非美国公民社交媒体活动的监控力度。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至少有两个项目涉及监控因上学、工作或其他原因来美国的非公民。根据其“签证周期审查措施”计划（the Visa Lifecycle Vetting Initiative, VLVI）的项目，美国国土安全部监控持学生或商务签证的个人在美国的网络活动，从他们申请签证的那一刻起，该部门的监控便开始了。而根据另一项名为“持续移民审查”（Continuous Immigration Vetting）的计划，国土安全部可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一些来源，以获取有关非公民的相关信息，直到他们成为入籍的美国公民。 文章称，美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控或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文章举例，来自黎巴嫩的17岁巴勒斯坦学生伊斯梅尔·阿贾维(Ismail Ajjawi)将在哈佛大学留学却惨遭驱逐出境，只因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在对其社交媒体账号所表露出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及其社交圈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后取消了他的签证。 文章表示，美国政府对非公民（包括许多想成为美国公民或在美国攻读学位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移民和游客）社交媒体进行监控、收集信息，并很可能参考这些信息指导移民决策，包括那些涉及驱逐出境、吊销签证和入籍的决定。 文章认为，美国政府监控社交媒体的行为侵犯了生活在美国并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民众的权利。怀疑自己受到监视的个人可能会因为担心政府的监视或报复而不敢自由表达。此外，对于一些可以从对话和思想中碰撞出灵感的人也是一种损失。 文章表示，美国政府的监视还经常不成比例地针对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呼吁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改革其允许偏见定性和调查的政策。同时，监控破坏了民众对隐私的基本概念。在网上公开发帖的人确信美国政府会将其在线活动数字化存档，或者仔细审查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朋友、联系人和社团。 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控缺乏效率。分析社交媒体活动是出了名的困难，因为信息量巨大，而且个人的在线信息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被误解——尤其是当这些帖子跨越多种语言和文化时。 文章在最后表示，鉴于美国政府此类监控的危害及其有效性的缺乏，美国国土安全部应该结束对社交媒体的监控。 来源:…